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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毫无疑义网编辑：黄祺铭时间：2025-04-05 03:39:53

必不得已情形之下残缺的精神自足固然可贵，然其本身却非常态的价值取向。

曾几何时，内圣开外王成了当代新儒家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话头。较之仁，礼无疑具有更强的客观性、公共性和可操作性。

另方面，儒者又必须面对和接受人主及现实政治的既定存在，并寻求与之合作的可能性，不如此，则道不行。所谓好生活的好，其意涵不外两层：非道德意义上的好与道德意义上的好。也就是说，儒家更看重良性文化生态的营造，在一个公序良俗的社会，德福之间自然会有更强的正相关。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在儒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然而，若好事者以此粉饰乃至歌颂那种残缺的精神自足，则陋矣。其不可夺者，理义而已。各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则相争，彼此互为对方设想则相让。

如何回应西方势力的强势入侵？如何调整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成为时代赋予当时思想家们的重要历史使命。孔子强调好义、好礼、好信，这无疑给受周孔之教的中国士人以理性的观念，这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异的起点。他说：身体为个体生命活动之具，是人类与其他动物所同有的。[36]而要认识老中国，就必须对中国固有的文化进行细致梳理。

[10]人们在读《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时，则对周孔之教与中国社会伦理本位的关系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孟子·尽心上》）在论述文化早熟时，梁先生从心出发，把是否用心思考作为区别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的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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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进入专题：梁漱溟周孔之教中国文化。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各大宗教亦莫不各有其礼，而往往因末节一点出入，引起凶残争惨祸。

[11]其实，论述周孔之教与中国社会伦理本位的关系，既是探索中国文化特质的需要，也是寻求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时代要求，即实现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目标。只是后来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西方人集团生活偏胜，各走一路。[18]孔子虽未对固有的宗教提出否定，但他从道德教育入手，启发弟子之理性，进而信赖理性，从而使中国人逐渐摆脱了宗教信仰的桎梏，剔除了原有宗教中非理性的障蔽。他说：我们所叙孔子走双路和礼乐等制度其以理智运直觉而行，亦既甚明。

由于生活的样法不同，生活上解决问题的方法亦不同。[22]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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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孔之教与伦理本位所谓的周孔教化，就是指周公和孔子的礼乐教化。这也是中国所走周公、孔子之路代表未来世界文化发展方向的基因。

他说：我们走这条路是怎样走上去的呢？……中国之文化全出于古初的几个非常天才之创造，中国从前所谓‘古圣人，都只是那时的非常天才。中国文化从理性出发，也使其成为无对的文化，这是区别于西洋文化的有对的另一标准。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特别是民有、民享、民治三点中，缺乏民治（by the people）之一点。[25]尽管如此，有些学者从社会学角度质疑梁漱溟先生等人的观点。一句话总括：中国非无民主，但没有近代西洋国家那样的民主。

[36]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中国文化要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0-258页。虽然梁先生认为，中国之所以出现道德代宗教现象，关键是在孔子，但他也没有否认周公之礼的重要性。

至于途术呢，则中国自古有‘以孝治天下之说。自世界大交通以来，西洋势力和西洋文化的东来，给千百年来未有之变局的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

盖理性在人类，虽始于思想或语言，但要启发它实现它，却非仅从语言思想上所能为功。[23]换句话说，未来世界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界，将是以周孔教化为底色的伦理文化的世界。

[30]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中国文化要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7页。如我夙昔所说，宗教都以人生之慰安勖勉为事。既长，则有夫妇，有子女，而宗族戚党亦由此而生。民国时期有不少学者也认为中国人的宗教意识较弱，其先驱是梁启超先生。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4]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1页。

而且父母在堂，则兄弟等亦不分。如孔子弟子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如果孔子单纯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事情就此结束了，但他还评论道：小人哉，樊须也。

但《荀子·礼记》以述为作，加以澄清，与之以新意义，使之由宗教变而为诗。彼此以对方为重而放轻了自己，那不是容易的事，亦不可能一切以此为准则。

其自古相传未断之祭天祭祖，则须分别观之，在周孔教化未兴时，当亦为一种宗教，在周孔教化既兴之后，表面似无大改，而留心辨察实进入一特殊情形了。随一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开展，而渐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虽然冯友兰先生曾对梁漱溟的孔子的路周孔之教提出过严厉的批评[19]，但他同样认为周孔之教影响下的儒学已把古宗教仪式转化为理性之礼，他说：《荀子·礼记》早已将古时之宗教，修正为诗。而以家族生活偏胜的中国，演变出伦理社会，使其后天缺乏西方的政治其事和法律其事。

不过在那时这古圣人的安排事实上是难行的，行也维持不久，或形式微具，原意浸失，结果只弄成理智的不发达，似乎文化很低的样子。所以在后两千多年的影响上说，孔子又远大过周公。

孔子全不如此，全在理性方面，专从现在现实着想，和宗教原质全不相容。总之，梁漱溟先生的周孔教化内容集中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中国文化要义》等各篇章中。

梁先生甚至预言，孔子那求仁的学问将为大家所讲究……这一路哲学之兴，收拾了一般人心，宗教将益浸微，要成了从来所未有的大衰歇。梁漱溟先生认为，由于中国文化的早熟性是一种典型的无对文化，这决定了人们不纠缠于对物的文化，而是把精神移用到人事上，中国人便不再向物进攻，亦更无从而攻得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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